1962年起，我新增了一项被“传差”的使命:不断被召进中南海，为毛泽东主席演唱。“传差”常常在半夜，专人上门，汽车接送，晚间方去，凌晨始归，一切围着毛泽东的夜生活转。有时同去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艺术家，侯宝林就曾碰过面。

我们的演唱大多在舞会上，为毛泽东消除工作疲劳。中南海常在夜间为他一个人举行专场舞会(据说毛泽东最喜欢跳舞和听戏)。舞厅不算小，乐队伴奏齐全，有十来个年轻女性坐成一排是伴舞者，为首的那位主要是陪毛泽东跳。其余分别陪特请的客人和工作人员跳，跳舞的人不多，我一个也不认识，不过是为毛泽东跳舞烘云托月。每支舞曲很短，约一分钟，据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避免过累。我们的任务是:在跳舞暂停、毛泽东休息抽烟时，我们便佐以文武场面进行清唱。舞曲再起，他又迈着方步跳起来，我们则在旁休息，等着下一次表演。

平心而论，毛泽东还是平易近人、尊重艺术家的。我每去，他都握手招呼，有时还让我到他身旁谈话。我每次去都要唱上很多段，他最爱听的是《贺后骂殿》，故每唱必有此戏。有一次，他坐在宽大的沙发里，旁边也没有椅子，他一指让我跨坐在沙发扶手上，问我今天唱什么，我说准备唱一下我最近新排的《苗青娘》里面的一段二黄慢板，给您听听。他问，这出戏是讲什么故事的？我便轻声地把此戏的梗概讲给他听。他很高兴:“这是大义灭亲嘛，这戏很有意义！”于是又让我把唱词写出来，以便对照着唱词欣赏。

侍卫长李银桥把我领到隔壁一间摆有文房四宝的房间，并让我把字写得大一点。我用毛笔把唱词写成核桃大小的字，毛泽东一看，用浓重的湖南腔说: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，词也编得好，看来你是读过书的。一些老戏，像《武家坡》、《贺后骂殿》，我都熟，用不着看唱词。新戏就不行了，看不到唱词，我听不明白唱的是什么，就没意思了。”说完，他对照了唱词，再闭目凝神地听我演唱。我唱完了，舞曲又响，他站起身来对我说:“你也跳嘛！”我摇手说我不会。“不要客气，哪有不会跳舞的？”就让专陪他跳舞的那位女士跟我跳，他却和另外一位跳起来。恭敬不如从命，可谓受宠若惊了。

常去中南海，我和老李(银桥)也熟了。

老李说，毛主席工作很累，办个这样的小舞会，让他休息、轻松一下。舞会上，我从未见过其他中央领导人。只有一次刘少奇来了，进门后也没有同毛泽东握手打招呼，坐在离毛主席专用沙发较远的地方，他只听只看而不跳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过来叫我:“少奇同志要接见你。”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，回答他的问话，他的态度很和蔼也很客气，刘少奇坐了时间不长，站起身走了，离去时两位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仍然未打招呼，彼此视而不见，没有讲过一句话。我以为莫非这是中央的规矩，但心里总觉诧异。后来“文 革”骤起，风云陡变残酷无情，我才解开疑窦。

我有幸直接接触过毛泽东、蒋介石两位代表中国两个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和国民党、共产党的许多政府显要。毛、蒋都是有性格的人，刚毅果断很有魄力，在政治斗争上又是无情的。但是他们都喜爱京剧，就我接触而言，他们都很尊重艺术家，对我们很客气；只不过毛泽东显得随和、谈笑风生一些，而蒋介石给人的印象，则是严肃不苟。